2012年6月15日，中共中央党校与汉斯·赛德尔基金会联合举办了题为《德法关系和欧洲联盟的未来》的研讨会。本次活动由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主任赵伯英教授倡议举办，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施多姆先生作了报告。

赵伯英教授在开幕致词中强调了欧洲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指出中欧关系——尤其是经贸关系——正在不断发展。欧盟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对中国经济有直接的影响，而德法两国对于欧洲的未来走向起着决定性作用，因此本次研讨的主题对中国也有着重要意义。

施托姆教授在报告开头指出，欧洲一体化进程取决于法德两国的合作，但是这两个核心国家并没有形成关于欧洲的共同愿景。二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需要在欧洲重新获得认可，而法国追求欧洲的政治领导地位并与美国抗衡，因此，从历史角度来看，欧洲一体化进程是建立在这两种利益诉求相结合的基础上的。另外，法国和德国在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的基本立场均有差异。法国希望有一个由法国主导的欧洲充当世界政治的行为主体，德国则认为欧洲更应当是美国和俄罗斯的伙伴。在经济政策领域，法国倾向于表现出国家主导型的基本立场，其特点是积极的产业政策，而德国是以全球市场为导向的开放市场经济模式的捍卫者。

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法国担任政治领导，德国担任经济领导。随着德国经济的崛起，法国不得不采取措施调整本国经济。整体上来说，两国保持着政治经济上的平衡。但是德国统一后，德国的政治地位显著上升。

德法关系中的传统矛盾领域包括：法国的农业政策——国家政策的支持使其农业过度发达；法国的产业政策——以建立在全球处于领导地位的工业企业为重点；以及在欧洲统一大市场和欧洲经济区问题上的不同设想。总的来说，法国对开放统一大市场更为持保留态度，尤其在基础公共服务领域，这种保留还体现在对全球化的矛盾立场。此外，两国之间的矛盾还集中在德国联邦银行的领导地位上。德国的经济优势造就了联邦银行的领导地位，使得法国不得不追随德国的景气政策，而无论此举是否会不利于法国经济。法国也希望通过引入欧元，打破对德国联邦银行货币政策和德国经济政策的依赖。在法国人的政治意识中，欧洲央行以及货币政策是经济政策的工具，而德国则坚持欧洲央行应保持独立，基本目标是抑制通货膨胀。正因为“更多的欧洲”提供了加强控制经济发展的选择余地，所以，法国对统一的欧洲经济政策持更加积极的态度。

施多姆教授接着解释道，欧债危机迫使法国推行和德国类似的经济政策，此举在法国国内面临很大的阻力。萨科奇推行德国式改革的努力刚刚起步，就在大选中失利。奥朗德在选战中强调国家主权，但是没有提出明确的经济发展方案。他要求制定能够刺激经济增长的欧洲经济振兴方案，但是，如果这种方案仅仅会带来新增债务而不是结构性改革的话，将遭到德国政府的反对。奥朗德引入欧元债券，从而使财政实力薄弱的欧元国家能以较优惠条件融资的政治要求，将导致债务的共同体化，使一国将面临为其他欧元国家担保债务的风险。这实际上意味着德国扮演债权人的角色，将会在国内引发政治分歧，而且有可能导致个别欧元国家推行松懈的财政政策，以避免国内在推行整顿财政政策过程中出现政治矛盾。

施多姆教授认为，在处理危机的过程中产生与现有欧洲条约架构相平行的架构会带来新问题，包括民主监督方面的问题。向欧盟层面让渡权限的决定，如财政公约或是未来建立的财政联盟，必须经各成员国通过，这需要一定的时间。尤其在德国，还要考虑到与德国宪法相冲突的问题。同时，如何将公民纳入相关决策程序也是一个有待回答的问题，因为在这些决策过程中将造成主权的部分丧失。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大家探讨了欧盟内部的权力政治变化，具体来说就是欧盟将会成为“德国化的欧洲”还是“欧洲化的德国”。施多姆教授认为，前者在德国国内并不构成讨论话题。大部分德国民众不赞同由德国主导欧洲以及德国在欧洲扮演突出的政治角色，原因之一是这将会带来额外的负担。

欧元区的每一个成员国负责自主制定本国的财政政策，不过本次债务危机显示，制定和遵守共同的财政政策路线是必不可少的。财政公约正是往该方向迈出的一步。该公约要求成员国必须通过削减国家福利支出等措施整顿本国财政，适应的成本必然由各国社会承担，因此会面临阻力，并助长位于政治派别中边缘政党的气焰，希腊就是一个例子。在各欧元区国家对财政进行必要的整顿和经济增长之间实现平衡非常不易。德国政府认为，进行结构调整才会带来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所以反对单纯支持景气的措施。施多姆教授认为，美国关于应对欧债危机提出的经济、财政政策建议是基于其内政和大选的需要，因为西欧如果再次出现衰退将会影响到美国的出口产业和劳动力市场。

施多姆教授认为，欧元区的危机最终将导致“更多的欧洲”以及推进一体化，同时核心欧洲将会加强整合。以两种不同速度发展的欧洲并非本次危机中的新现象，而是此前已经存在于欧洲的现实。